法律援助,为弱势群体圆满
发布日期:2016-01-01

2004年,我调到房山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。直到今天,我依然清晰的记得上班第一天看到的案例。那是一位农民工,举着一张用大红纸写的感谢信来到法援中心,进门只说了一句:“我终于可以回家了”,就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,劝了很久都不愿起来。原来,他从老家带着二十多位乡亲到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,活干完了,老板只说了一句:“工程款没结回来,等着吧”就再也见不到人了。天一天天冷了,年一天天近了,其他人都陆续回家了。媳妇打来电话:“你什么时候能回来,家里天天都有要账的,孩子都不敢进家了”?人是自己带出来的,拿不到工钱回去怎么向乡亲们交代?二十万,砸锅卖铁也还不上啊。他每天不是四处寻找老板踪影,就是到各个部门信访反映情况,用尽了所有自己能想的办法,工钱却依然没有着落,直到接到法援中心的电话:“您的案子结案了,可以申请执行了”。推开法援中心的门,他所有的担心、不安、委屈都化作了温暖和感激。

那一天,我的心也久久不能平静。我的父亲也是农民,为了我们兄妹三个,他也曾背井离乡外出打工,住在简陋的工棚里,吃不上一顿热乎饭,起早贪黑的干活,为的不过是给我添一件新衣服,给哥哥盖几间新房,这就是农民工简单而朴实的梦想。当这样的梦想被无情的打碎,当他们心灰意冷时,是法律援助带给他们希望,是法律援助帮他们重圆了梦想,而善良的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感恩。那一刻,我暗下决心,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,为弱势群体圆梦成为我的梦想。

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都是这样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,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,法律意识也不太强,劳动争议、工伤事故这些我们司空见惯的案件,对他们来说都是大事,遇上了往往不知所措,更别说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,而法援中心在承办这些案件时,由于当事人的法律意识淡薄,不注意收集和保存证据,也使维权工作变得困难重重。一对四川籍的夫妻领着16岁的儿子陈某来到法援中心,陈某在工作中不慎右眼受伤,虽然及时到同仁医院进行了治疗,最终右眼球摘除了,而这时,雇主却怕承担责任躲了起来,手机不接,家庭住址不详,陈某一家犯难了:赔偿款一分没拿到,回家,不甘心;继续留在北京,靠什么维持生活,找谁为儿子讨说法?抱着最后一丝希望,他们来到了法援中心。陈某的父亲说着事情经过,母亲紧紧拉着儿子的手,默默的流泪,反复的小声叨念着:“真不该让他来北京打工,好好的成了残废”。工作人员立刻为他们办理了援助手续。陈某一家是四川人,四川的方言我们听不太懂,交流困难,我们就慢慢聊,反复听,有时一个人名要更正几次才能确定下来。天渐渐黑了,别人下班了,我们还在聊,直到案情清楚了,法律关系明确了;陈某不能提供任何书面证据,起诉困难,我们就想方设法帮他找证人,走访陈某的工友,了解情况。证人有顾虑,怕得罪雇主,我们就耐心的做思想工作:“出门在外找份工作不容易,我们理解您的处境,但他那么年轻,以后找对象都受影响,这可是一辈子的事。您也有孩子,这要是您自己的儿子,您多心疼啊。帮帮他们吧,我替他们一家人谢谢您了。”我们的真诚换来了证人的谅解,“做人得讲良心,你们素不相识都这么热心,我豁着这份工钱不挣了,有事您随时找我”;雇主住址不详,我们就托人四处打听,寻找线索,雇主不接电话,就一次次用不同的号码反复拨打,只要电话接听了,就向他解释:“您是没有资质的承包方,发包方对这起事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,这样能够减轻您的负担,请您配合”。终于,我们的执着打动了雇主,并在他的积极配合下,促成了陈某与发包方签订了雇员伤害赔偿协议。陈某用颤抖的手接过银行卡,然后紧紧地用双手攥着。那一刻,我突然觉得,我们争取的不仅仅是一份赔偿,那是陈某失去的眼睛,是他后半生的希望。

像这样的案件伴随我在法援中心度过了9年,我已经记不清那些受援人的名字,但我清楚记得他们那无助、无望的眼神和期盼的目光。“让每个人平等的站在法律面前”这是法律援助的宗旨,也是党和政府对社会公平、正义的承诺。法援工作者,用自己爱心和奉献诠释着这一宗旨,践行着这一承诺。2013年,房山区法援中心迎来了十岁的生日,一块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单位的奖牌成为最好的生日礼物,面对荣誉,我不禁陷入思索,一个案件数量并不太多、条件相对薄弱的郊区法援中心,能够脱颖而出,摘得殊荣,靠的是什么?我想,尽心承办每一起援助案件是答案,每一本厚厚的卷宗是答案,受援人一次次的肯定和赞誉是答案。用法律援助的阳光,照亮弱势群体的梦想,为弱势群体圆梦,这就是我的梦想,也是法律援助共筑人民幸福、社会和谐的中国梦。

copyright 2013 版权所有:北京市房山区司法局 技术支持: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

建议用IE7.0以及以上版本,分辨率:1024*768浏览本站